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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内地菲佣生存录:是“无所不能”的保姆 也是母亲!

发布日期:2019-11-25 22:40:58 查看次数: 1491 

核心提示: 刚来中国不久时,劳拉跟随雇主一家开车外出。来到中国内地三年,劳拉从未考虑过学习这里的语言:雇主通常都可以说英语,她自己也不单独外出,更没有需要见面的朋友。去香港,挣“大钱”劳拉今年50岁,第一次做菲佣

来源:界面新闻

“哎哟”是劳拉在中国的第一口普通话。

她照顾的小女孩开怀大笑。劳拉会指着甄珍告诉其他人,“哦,她太高兴了。”当她听到她的雇主告诉她一个惊人的社会新闻或流言蜚语时,她立刻怒视着她的眼睛,喊道:“真的吗?”唉!当雇主的家人吃完饭后留下很多食物时,她也会哀叹一声“唉”,并在开始吃饭时不停地说“吃完,吃完”。试着说服他们多吃点。

但是“哎哟”也是劳拉唯一的普通话,这有时会让她在家门外进退两难。到达中国后不久,劳拉和雇主的家人一起开车出去了。当雇主到达目的地时,劳拉和孩子在车里等着。不到三分钟后,一名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敲了敲车窗,对着劳拉叽叽喳喳。

自然,她一个字也不懂,不停地挥手。这个男人看到了她的冷漠,他的话变得激烈起来。孩子吓得哭了,劳拉急忙哄着,但窗外的人没有放弃,指着手指不停地说话。

幸运的是,雇主及时赶到解除包围——保安误以为他们没有停车许可证,劳拉假装不明白。"我以为只是皮肤有点黑,谁知道是外国人。"保安在听了劳拉雇主的解释后说。

当然,这一切都是她的雇主告诉劳拉的,但她也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这种情况。今天劳拉已经能听懂大部分日常普通话——当她听到孩子告诉她妈妈她明天想穿什么衣服时,劳拉不用英语说明就能做好准备。雇主告诉来家里玩的朋友,她会在品尝完新茶后马上去厨房烧水。

然而,如果这些话被表达出来,她还是说不出来——“你好”是“你吼”,而“谢谢”是“靴子”。劳拉觉得她的发音远不足以在陌生人面前说话,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误解,所以她选择不说话。当她不在时,应陌生人的要求,如果她能理解,她会直接做这件事。如果她不明白,她会挥手。偶尔,她会加上两句每个人都能理解的“不,不”。人们会注意到她是外国人,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。

在中国大陆呆了三年后,劳拉从未考虑过在这里学习英语:雇主通常会说英语,她不会一个人出去,也没有朋友可以认识。与语言问题相比,她更关心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——照顾好雇主的家庭生活。此外,他们还挣更多的钱,并把钱寄给在菲律宾的家人。

去香港赚“大钱”

劳拉50岁了。25年前,她第一次当菲律宾女佣。她在大学学习医学成像,毕业后在家乡的一家医院工作了三年。当时的工资是每月10,000菲律宾比索(当时约为1,500元人民币),足够劳拉生活了,但她的朋友告诉她,她去香港可以赚14,000(当时约为2,000元人民币)或更多。劳拉回忆道:“在那些日子里,这真的是一大笔钱。”。"没有人会对这样的机会漠不关心。"1994年,她和她的朋友一起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。

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,菲律宾家庭佣工就出现在香港社会,其中大部分最初受雇于英美家庭。七十年代初,香港政府开始实施输入外籍家庭佣工的政策。当时,由于全球石油危机,菲律宾正面临经济困境,1974年,菲律宾允许其国民在海外工作。随着香港中产阶级家庭数量的飙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,外籍工人的规模也日益扩大。劳拉离开香港一年后,香港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数字显示,香港有157,000名外籍家庭佣工,比1982年的21,500名增加了六倍多。

留宿家庭佣工是指留在雇主家中照顾孩子、老人、做饭、打扫卫生和洗衣服的家庭佣工。在香港,几乎所有留宿家庭佣工都是女性,男性只占1%。就年龄而言,大部分留宿家庭佣工都相当年轻:在一九九三年,即劳拉离开香港的前一年,约有44%的留宿家庭佣工年龄在30岁以下,37%的留宿家庭佣工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。其中,56%的留宿家庭佣工从未结过婚,78%受过中等或预备教育,8.4%像劳拉一样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。

尽管如此,学历并不能帮助劳拉在这个行业更有竞争力。朋友们承诺的14,000菲律宾比索(当时约为2,150港元)很容易赚到,但仍远未达到香港政府规定的最低月薪3,200港元。

劳拉需要照顾的家庭规模在当时雇佣外籍家庭佣工的家庭中也很少。当时,三四口之家较为常见,占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家庭的一半以上,而六口或以上之家仅占约4%。劳拉受到了一个大家庭的欢迎:一对夫妇、两个老人、女主人的妹妹、一个9岁的男孩和两个女儿,她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相继出生。一个八口之家加上她共享不到70平方米的空间。

嫂子,保姆,护士?劳拉从未想过她的身份会这样被打破。她打电话给老板,她的日常工作是完成老板告诉她的一切。

在进入家庭工作之前,劳拉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——她会做饭,但可能不符合香港人的口味。他从未生过孩子,对婴儿护理一无所知。不懂任何广东话,只能用自己略带东南亚口音的英语和老板家的“香港英语”努力交流。幸运的是,她年轻、聪明、学得快,她的工作从“完成”慢慢进展到“完成”。

香港的菲律宾家庭佣工每周日都会休息,并在天桥或路边与朋友见面。劳拉的老板不太支持这一点,因为她经常出差,有一个大家庭,需要有人照顾她。劳拉本人对每周休息不感兴趣。她更愿意在那天挣加班费。

这种生活持续了三年。劳拉决定离开香港,离开她和三个孩子住的六平方米的卧室。除了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的高收入之外,她还遇到了当时在香港当司机和菲律宾人的丈夫。

“我要结婚了,要回去组建自己的家庭。”现在我想起来了,劳拉觉得这既自然又有点奇怪——现在在她菲律宾的家里,她的丈夫养蜜蜂,做蜂蜜生意;长子21岁,刚刚开始工作。两个小儿子分别上初中和小学。其他家庭成员包括4只狗和13只猫。

劳拉从香港回来后,一直是个家庭主妇。她丈夫一个人无法养活这么大的家庭。起初,她的工作是照顾三个孩子。二十年后,为了她的三个孩子,劳拉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去照顾另一个陌生的家庭。

母亲、妻子、女儿

2017年,香港有352,000名外籍家庭佣工,占总就业人口的9%。根据2016年的统计,这些外籍家庭佣工的中位年龄从1995年的30岁增加到35岁,其中82%接受过中等教育,10%接受过专业或高等教育。

政府规定,香港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应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本地工人的2至3倍,2016年10月,这一数字将为每月4,310港元。劳拉在香港的朋友每月非常准确地汇给她的家人28,000菲律宾比索,这是香港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。

朋友们对此并不不满,毕竟这要比菲律宾的情况好得多。但是在劳拉看来,这个数字还不到她20多年前工资的两倍。这个家庭要养活三个儿子,丈夫的负担已经太重了。香港的收入很难让家庭生活更轻松。劳拉还有其他选择:与在香港做菲律宾家庭佣工相比,在中国内地的工作机会要好得多。

7000元大约是51500菲律宾比索。劳拉每个月都会把这笔钱寄到她在菲律宾的家——这是她2016年抵达中国后的月薪。2018年2月,劳拉在微信上告诉丈夫,那个月的51500部手机中有15000部是给她的第二个儿子买的,因为那个月是他儿子的生日,所以她让丈夫用这笔钱去买她儿子想要的oppo手机。

今天,劳拉的收入超过了丈夫,成为了家庭的支柱。她的家人有时会在微信上向她表达他们的“小小愿望”,劳拉会尽力在他们生日或节日时满足他们。

劳拉的手机上有许多家庭照片。她的小儿子外表精致,留着长发。她经常给雇主看她小儿子的照片,抱怨丈夫不理发。

劳拉给了她父亲两块手表和一辆摩托车,而她的儿子们总是得到手机。接下来,她计划与丈夫讨论为家庭购买笔记本电脑——这也是儿子一直以来的愿望,为此,他们还向劳拉承诺,如果她每天只使用很短的时间,她永远不会“看起来很糟糕”。在家庭成员中,劳拉的母亲和丈夫是唯一不让她买礼物的人。每个月,劳拉都会通过视频电话说,“如果你有足够的钱,就不要给它。”但是劳拉仍然无法停止把全额工资汇回家。

在工作日,她在雇主家生活和吃饭,他们提供日常必需品。目前的手机是被女主人取代的iphone 6,而且没有电话卡。劳拉只有在有妻子的情况下才会看微信,还会给孩子们看卡通,这样可以节省电话费。雇主经常给她一些衣服,劳拉对自己穿衣服不感兴趣。因此,她没有必要购物。劳拉告诉她的家人不要担心。“我不需要钱,”她说。

难以招募,难以管理,难以留下

劳拉的许多朋友在家里工作时间不长,因为总会有更好的机会。然而,如果她不被解雇,劳拉不会再更换她的老板,因为她已经习惯了环境,对她现在的老板很满意。老板的家人上个月在海底捞庆祝了她的生日,在过去的三年里,每年都是这样。

和一个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朋友相比,劳拉感到非常幸运,因为她不能吃肉或者用手机。在老板的生日那天,劳拉送给一群朋友九张照片,并补充道:“生日快乐,你不仅是我的老板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刘欣是劳拉的“老板”。经过几十个保姆后,她找到了劳拉,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“理想的候选人”,因为劳拉“不选择工作,能吃苦,没有假期,有眼睛”。

大女儿出生前十年,刘欣开始找保姆。我是一名大学老师,我丈夫做生意,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做家务。在这个一线城市,当时保姆的价格大约是每月3500元,大多数受访者会说他们没有带孩子,只做饭做家务。月嫂负责照顾孩子,但只负责照顾孩子,因为经过专业培训后,价格是雇保姆的两倍多。

工作忙的时候,刘欣雇了两个保姆来照顾孩子和做家务。一天,当刘欣放学回家时,他开门时听到女儿在哭。当他进来时,他看见两个保姆坐在餐桌前吃瓜子聊天。他女儿躺在婴儿床里没有回应。她愤怒地走上前检查,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。不用触摸,她可以看到女儿的尿布已经很久没有换了。

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,这让刘欣很不高兴。例如,保姆只是在用瓶子喂奶的时候玩她的手机,孩子喝了很长时间后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里。或者家里的水果总是不怎么吃就消失了。前者,刘欣,会提醒批评,而后者,她通常视而不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刘欣觉得这两个保姆更放肆,有时甚至会联合起来掐自己。这让她很生气,但她担心保姆对女儿不好,只能忍气吞声。

在决定雇用保姆之前,丈夫建议他家乡的阿姨帮忙照看孩子。工资不高,家庭总是很轻松。刘欣同意了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也发现许多阿姨对他们的孩子和生活习惯有问题。因为家里的长辈,刘欣含蓄地提出了几个建议,阿姨接受了,但她没有改变。许多话伤害了我的感情,我姑姑感到委屈。她告诉她在刘欣的丈夫,你的孩子太贵了,我不能带走,所以她回到了她的家乡。

家里的长辈和保姆不符合自己的标准,刘欣也在想自己的要求是否太高。思考的结果是:不,她不愿意在孩子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。

2017年中国国内服务业发展报告也指出了中国国内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。首先,与日益旺盛的服务需求相比,国内服务供应显然不足。以北京为例。2017年,将有200,000至300,000名家政工人的缺口。

第二,存在结构性差距:对高端和中端国内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。与洗衣、烹饪和清洁等技能水平较低的传统服务相比,对专业家政服务的需求更大。目前,中国约90%的家政工人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,大专以上学历的很少。该行业缺乏标准化和专业化,工作人员流动性大,缺乏培训机制,使得家政服务人员普遍"难以招聘、管理和留住"。

刘欣的家人在几年内因为各种原因解雇了几十名保姆后,决定“另寻出路”。考虑到费用,她和丈夫决定试试朋友推荐的菲律宾女佣。

“我理解我的职责。”

劳拉不是刘欣家族雇佣的第一个菲律宾女佣。在她之前,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苏珊也在那里工作了两年。苏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。像当年的劳拉一样,尽管她缺乏经验,但她学习和工作都很快,这不是问题。起初,她和刘欣一家相处得很好。

也是因为年轻,苏珊没有家庭负担,自己挣钱——有了新的iphone,刘欣换了一部,苏珊又买了一部。刘欣买了护肤品,苏珊请刘欣帮她买同样类型的产品,但价格要低一些。

刘欣一家的最后一年,苏珊在手机上下载了约会软件,并在北京遇到了一个男孩。她还学会了如何自拍和使用软件美化自己的脸,试图给男孩留下深刻印象。谈到爱情后,苏珊的心思不能完全集中在她的工作上。最后,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个雇主,离开了刘欣的家。

因此,劳拉三年前最小的女儿出生时在场,让刘欣觉得自己非常有价值。

一天三餐、卫生、洗衣、烹饪和儿童保育是劳拉的日常生活。此外,劳拉还会做一些刘欣认为是“眨眼”的事情:刘欣和孩子们喜欢吃的新鲜核桃不容易剥,她有空的时候会剥一碗现成的核桃。当家里有人开始搔她的皮肤时,她可以立即找到厕所用水,并把它放在人面前。如果水果保存很长时间,那一天的晚餐会出现鲜榨果汁。

只要是刘欣的账户,劳拉就不会忘记。她会根据情况默默地完成她没有说明的事情。刘欣和丈夫的另一个满意之处是劳拉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双语环境——最小的女儿甄珍是由劳拉抚养大的,现在她可以和劳拉进行简单的交流,面对其他人时,甄珍可以改用普通话。劳拉也可以辅导她大女儿的小学英语课。

刘欣的朋友曾经问劳拉,“我认识的所有保姆都有自己的原则。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做。你还有什么不做的吗?”劳拉回答,“不,因为我理解我的职责。”

每天晚饭后擦洗抽油烟机和炉子是劳拉的工作。刘欣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,但劳拉自己觉得,每天吃完饭后,厨房“太脏了”,必须重新打扫。

《隐形人》

孩子们可以一起旅行的地方,刘欣也会带劳拉去。在过去的三年里,劳拉从未回过菲律宾,但她去过中国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城市。不返回菲律宾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劳拉想在她仍然“能够工作”的时候赚更多的钱。其次,她的签证已经过期,一旦她离开中国就很难回到中国。

因此,如果刘欣一家有出国旅游的计划,很难带劳拉一起去。就在今年,劳拉的“中国之旅”也遇到了障碍:刘欣想给她买一张搬家票,但被劳拉的签证问题阻止了。

由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保护,中国目前不允许国内经济等外国低端劳动力在中国工作。像劳拉这样的输入劳工无法获得工作签证。当时,为期一周的旅游签证已经到期。劳拉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,被“禁止入内”

三年前,劳拉和刘欣通过中介相识。除了月薪7000元,刘欣还支付了6万元的中介费。劳拉没有“免费”得到这份工作——她一半的工资是在刘欣家工作的前六个月由中介挣来的。该中介负责人因违反公司相关业务法律被判处两年监禁。现在刘欣和劳拉还未能联系到原中介。

他们也不需要联系这个人。从这种“雇佣关系”开始,劳拉用工资支付了自己的代理费后,她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与这家代理公司无关。

根据菲律宾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,当年230多万海外工人中有18.9%去了东亚,其中约3.7%去了中国和韩国。去年,菲律宾劳工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说,大约有20万菲律宾家庭佣工在中国大陆非法工作。

如果你非法居留和工作,菲律宾家庭佣工就像中国数千万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中的“隐形人”。他们的“返回路线”是在离开菲律宾之前由中介安排的:例如,劳拉(Laura)被中介要求在她需要回家的时候去上海,向警方自首,被拘留了15天,等待遣返手续完成,然后买了一张回家的机票。

至于上海,劳拉说,由于不同地方的规定不同,15天的拘留应该是最短的。她认为如果她真的想回家,没关系。15天可能很无聊,但她担心自己没钱买机票,需要在里面呆更长时间。

由于这是一种“一次性”的方式,劳拉决定在中国呆更长时间。她知道中国和菲律宾已经达成了一项进口30万菲律宾工人的协议,但她不知道该协议何时实施。当劳拉通过视频与家人交谈时,她从未提及回家。她说她每天都非常想念他们,如果有一天她的身份在中国成为合法的,那将是非常好的。

甄珍睡着后,劳拉躺在一边玩她的手机。她在手机上只使用了两个应用,一个是浏览器,用来给甄珍播放漫画,另一个是微信——除了联系家人,睡觉前她还会在微信上浏览“选择”看看。劳拉非常喜欢《精选》中偶尔出现的宠物猫和宠物狗视频。

一家人去吃火锅。劳拉选择了白汤里的食物,并用勺子把它切成小块。劳拉自己不吃辣的食物,但是她可以为刘欣的家人做辣牛肉、辣鸡爪和其他中国菜。

劳拉还在刘欣家学会了蒸馒头,但是她吃馒头的时候必须把黄油放在中间。

劳拉下午有空时会坐在桌旁剥核桃。这样,当刘欣的家人回来时,他们可以吃现成的去皮核桃。

这篇文章中的人物是假名。

数据来源:

香港统计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

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研究简报20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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